但汪精衛此時已完全受日方控制。汪精衛極力遷就日方，鐵了心甘愿充當賣國賊，一心要成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腦。

    高、陶對汪精衛已勸不進話，完全無力作任何勸說了，倘若繼續跟著汪精衛走下去只能是絕路一條。

    沮喪與絕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以死來尋求解脫，但又不甘愿就這樣一死了之。那一時期他給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書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語，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說:“我自投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窮水盡的想頭。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黃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卻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時一兩個好友在一起，談起我們所處的環境，總覺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觸電呢?自戕呢?然而這一粒黃沙還有留戀著不能死的必要。“

    1939年12月30日汪精衛簽訂賣國密約這天，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絕參加簽字儀式。

    高、陶的反常態度，引起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的疑心。

    有人密告陶希圣，稱李士群、丁默邨的“七十六號“特務機構正在計劃刺殺他，然后再開“追悼會“。高宗武也被特務監視，隨時有生命危險。

    1940年1月2日，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兩人商定，立即秘密聯系重慶方面，爭取得到軍統的幫忙，從上海脫身，轉去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