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方式的弊端極大。

    比如四處下鄉收購棉花的商賈們，就會極力的壓價，棉農忙活一年，在去籽彈絮，最后出售，能勉強糊口，還得感謝大善人們賞了口飯吃。

    即便是再加工，紡車紡線，織機織布，也多賺不了一錢的銀子。

    家庭式的手工生產模式，滋生了投機者的投機行為。

    天公作美的時候，棉花收成高，棉價價格低，傷農；天公不做美的時候，棉價倒是上去了，可是棉花的產量極低，也是傷農。

    李賓言的腳步幾乎踏遍了整個松江府，最大的一個工坊里，零零散散的擺放著不到三十臺的織機。

    其余的都是掮客，就是走街串巷，收購去籽棉花、紗、布的商賈。

    所以，李賓言根據襄王在貴州的實踐，并且以此敲定了至少要把握三成的棉紡業，才能保證商賈不進行投機，保證棉農的收益，進而擴大棉花的種植面積。

    而李賢則認為，三成實在是太低了！

    他對松江府織造局的期許是至少五成以上，朝廷才有底氣，才能形成絕對的優勢，才能保證畸零女戶的順利生產。

    李賢的奏疏中，松江織造局的規模應該再擴大一倍。

    李賓言覺得三成足矣，李賢覺得五成不夠。

    為此李賢和李賓言展開了一輪爭吵，據說還拍了桌子。

    最后彼此都上了一封奏疏，請皇帝圣裁。

    朱祁鈺更傾向于李賓言，最終朱批了李賓言的奏疏。

    因為李賓言以稽為決，深入到松江府的角角落落之內，從棉農到棉紡工坊，再到織布工坊，還有各大商行，走街串巷。

    李賓言的奏疏里，全都是對棉農的同情，他的奏疏與其說是請旨敕造松江棉紡織造局，不如說是《松江府棉農生產調查報告》。

    在李賓言的奏疏之中，棉農的喜怒哀樂仿若是躍然紙上，對于棉花的種植規模、生產方式、各地區的差異、棉農積極性極弱、小工坊生產沒有標準、與掮客議價無力、掮客商行投機等等行為，都寫的非常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