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直接在立法會召開會議，先是將此修法的困難，告訴大家，之后又要求將官家的赦免權加入其中，還美其名曰，這是依據法制之法，捍衛君主的正當權益。

    這頓時引來許多士大夫的抨擊，富弼，你什么時候變成了一個狗腿子，皇帝要有了赦免權，這是為司法著想嗎？

    這是決不能行的呀！

    他們一時半會，轉不過來這彎來。

    文彥博、司馬光他們就充當這潤滑劑。

    此番修法，涉及到諸多敕令，可能要廢除一些敕令，可能要修改一些敕令，但要不給官家赦免權，那立法會是修不動這法的。

    到時結果是什么呢？

    就不僅僅是那幾十個官員，被判處死刑，而是檢察院還可以見機行事，他們想引用哪條敕令，就可以引用哪條敕令。

    公檢法的權力將會急速膨脹，且不受制約。

    這回立法會立法，那是為求約束公檢法，而添加這赦免權，只是為求皇帝能夠答應。

    同時他們也跟那些官員解釋，關于有罪赦免和無罪釋放的區別，這會在無形中給予君主一些壓力的。

    悟透此理后，又令那些官員很是糾結。

    要修改敕令，就必須跟皇帝交易，不然的話，皇帝是不可能答應的。

    再加上，富弼是以慎刑思想來修法。

    雖然朝中不乏提倡重刑主義的，但是此番修法，完全就是針對官員，而不是針對賊盜，所以官員們多半還是支持的。

    就是這么雙標。

    朝中爭論不休時，立法會也加緊修法，這也是在給予外庭壓力。

    “這我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