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若無正當理由，就赦免盜竊之人，大臣們也不會答應的。”

“可官家若是執意要赦免，大臣反對也沒用。”

“咦？這不就是方才他說得儒家之法嗎？”

“等等等，我好像理清楚了。就此例來說，若是法家之法，官家若要赦免，就一定赦免，無人敢有異議。

若是儒家之法，官家要赦免，大臣們能夠勸阻，但也有可能勸不住，別說那些昏君，哪怕是明君也做過這種事，如隋文帝，唐太宗，他們也有不聽勸的時候。

但如果是法制之法，是必然不能赦免的。這便是此三者的區別。”

“這么說來，好像還是這法制之法更好。”

“那豈不是說這法比官家還大。”

“此話可不能亂說。”

“怕什么，方才不也說了這個問題么，法制之法目前還做不到，因為法不夠完善。”

“既然法制之法是大家的共識，那有什么做不到的，這不是自相矛盾么。”

“你們沒有聽仔細，不是說做不到，而是以法制之法為先做不到，法制之法是死得，不能給法家之法讓步。”

“為什么要讓步？”

“權益？”

這教室里面是激烈在討論，而在國子監邊上的行宮里面，趙頊與王安石、司馬光、富弼、文彥博這些宰相們也在探討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都意猶未盡，而且目前宋朝內憂外患，大家也都在尋找其它的道路，但可惜張斐捍衛下班的權益，他們也只能自己聊聊。

“其實那小子說得很簡單，并不復雜。”

王安石很是隨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