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保守派中的保守派，崇尚的是祖宗之法，但不是說他覺得祖宗定下的制度，就是完美無缺的，而是當大家都崇尚祖宗之法，就能夠限制住皇權，從而奠定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如果沒有祖宗之法，這句話就不成立。

    為什么富弼、韓琦、歐陽修、文彥博這些慶歷改革派，會不惜代價地去反對王安石變法。

    雖說年紀大了，思想必然偏向保守，這是人性，肯定也有這方面的原因，但至于會讓他們變得這么保守嗎？

    也不見得。

    其實還有諸多原因，其一，王安石提倡利益至上，他的新政完全是圍繞財政在展開，而這破壞了儒家治國的傳統。

    其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王安石是要加強皇帝集權，這破壞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根基。

    而他們都是老臣，都是生在仁宗時代，在那個時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達到頂峰，他們當然都希望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皇帝必須承認自己一個人是治理不好國家的。

    但可惜神宗即位以來，就急轉直下。

    看似治國理念之爭，但隱藏在這下面的，還是權力之爭，主要就是皇權與相權。

    在歷史上，王安石變法雖然失敗，但其實保守來也是一敗涂地，因為經過神宗的努力，到宋徽宗時期，最終還是完成皇帝集權。

    也許是天意弄人。

    神宗要集權，主要是為富國強兵，開疆擴土，但偏偏最終大權落在一個藝術家頭上，真是太搞人心態了。

    由此也可見，這集權的利弊。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屁大的事都能扯上半天，最終無疾而終，皇帝若能一言九鼎，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但你必須要確保，代代明君，否則的話，要是碰上一個藝術家，就全部玩完。

    文彥博與富弼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限制皇權，但分歧在于，文彥博還是更推崇天命、祖宗之法，這一整套儒家體系。

    但富弼卻認為，從王安石提出得“三不足”，以及正式將祖宗之法寫入宋刑統，這祖宗之法已經是漸行漸遠，他認為士大夫應該團結在公檢法周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