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條新法，主要涉及到京城供應問題的。

都說這北宋是一國養一城，雖然沒有那么夸張，但是龐大的官僚團隊和數十萬的禁軍，確實需要極大的補給。

每年各地都得運輸很多物資來京城。

但這些物資可不是什么工業品，多半是種植物，是受天氣影響的，但是每個地方每年運輸到京城的物資數量和種類是恒定不變的。

這里面就有一個問題，比如說江南某個縣，每年要送一千斤荔枝到京城，但天公不作美，荔枝欠收，百姓手中沒有荔枝，可是官府就只收荔枝，沒得條件講。

逼得百姓只能高價去買荔枝，然后上貢官府。

可想而知，商人就可以從中賺取大量的財富。

另外，這種恒定的供應，往往是匹配不上京城需求，多了就直接腐爛，少了朝廷就得高價去市場買。

這里面的損耗可也是驚人的。

而且就事論事，司馬光節流理念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唯有依靠王安石的理財來解決。

而王安石的解決方案就八個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徙貴就賤”的意思就是，不再固定不變地向各地征斂實物賦稅，在災荒歉收物價高漲的地區就折征錢幣，再用錢幣到豐收的地區賤價購買上供物資。

這么一來的話，商人就無法從中聚斂大量財富。

如果有多個地區同時豐收物賤，那么就到距離較近、交通便利的地區購買，這便是，用近易遠。

….這能夠節省很多很多運費的。

除此之外，王安石還將解決這供需關系，由京城先下達需求單子，采辦單位再根據這需求單子，去各地采購。

這其實就是用商人做法，來替代一成不變，且極為腐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