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尋的目的卻和扶蘇截然相反，或者說是重點不同。

    緩和儒家和帝國之間的矛盾沖突只是次要的，對他來說更重要的反而是徹底粉碎分封論，奠定大一統的理論基礎。

    這件事，只有儒墨法道四家可以做到。

    墨家和道家人宗都選擇了造反這條路，不好拉攏，天宗不理世事，基本等于不存在。

    至于法家……帝國內部的法家勢力，如今已經走向了一種極端。

    作為儒墨法道四家中最重實際輕理論，也最維護君王利益的一家，法家現在太過忽視理論，也太過忽視民生了。

    計較下來，只有儒家最合適，所以古尋才會對儒家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耐心。

    至于扶蘇為什么不像古尋一樣在意大一統的理論支持……這也很正常。

    畢竟是嬴政的兒子，某些地方他和自己老爹是很像的，比如說相比較虛無縹緲的理論上的統一，他們父子倆都更看重統治上的統一。

    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等等舉措，雖然也有牽扯到文化思想領域的內容，但主要的還是統治上的約束。

    約束百姓以同樣的方式生存生活。

    而荀子和伏念都對此事感到為難的原因，也正基于扶蘇這一要求對帝國原本治國方針的突破之上。

    嬴政之前的所有舉措，都是一個新的統一國家誕生后的基礎操作。

    周王朝建立之時也做過這些操作，只是可能沒有嬴政這么徹底。

    而扶蘇的要求，完全超出了維持統治，鞏固統治的范疇，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行為。

    即使是荀子，一時之間也很難想清楚這就究竟會在文化思想領域造成多么深遠嚴重的影響，給春秋以降日益昌盛的諸子百家帶來怎樣的變化。

    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這影響，這變化是好是壞。

    沉默了片刻后，荀子捋著胡子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