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之中，是有人為了大明殫精竭慮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不代表他們全都是好人。

    于謙還是有些擔心，六科給事中罷免了好補，甚至陳循被革罷，也無所謂，他主持編撰的《寰宇通志》交給三元及第的商輅也行。

    但是于謙擔心國家之制。

    朱祁鈺看著于謙的神情，笑著問道：“于少保要勸朕仁善嗎？”

    于謙搖頭說道：“不，陛下已經很寬仁了。”

    朱祁鈺略有些憤怒的說道：“該死的是那些領頭的人，他們鼓噪生事，他們搖旗吶喊！事到臨頭，還想跑？所以他們該死，應當以謀反論。”

    “但是被裹挾的人，應該教諭，不教而誅是為虐。惰則少思，勤則明智，干點活就明白了。”

    指望人類理性是件奢侈的事兒，一旦群情激奮，就很容易盲從，就很容易釀成不可控的后果。

    即便是沒有胡濙的補救，朱祁鈺也會讓他們回國子監聽候發落，最后處罰的措施還是相同的。

    胡濙給皇帝扯了塊布，維持了皇帝的威嚴，為讀書人扯了塊布，雖然所有人都知道，這次三千余學子到承天門朝天闕，是為了什么。

    但是在官面上，還是以獻書為由，而且這本書寫的真不錯。

    多少證明了，不是儒學不懂變通，是有些人的腦袋過于迂腐了。

    朱祁鈺若是一時痛快，天下不寧，搞成清末那種愈激愈殺，愈殺愈激，朝廷和百姓完全對立，最終就是失道天下。

    于謙無奈的說道：“君出、虜入、播遷、黨爭，亡國四禍也。”

    “事情止于有對錯之時，這是最好的結果了，若是到了完全不分對錯，彼此站在不同的立場，肆意攻訐之時，就是黨爭了。”

    一個事件，應該利用賞罰，止于對錯之時，而不是擴大化。

    一旦超過了對錯，就會釀成黨爭，大家已經不再以對錯論，而是以屁股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