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再回過頭來看，束縛的也就是權力。

    呂公著又問道：“二者孰優孰劣？”

    “？？？”

    幾個當代最聰明的人，不禁也是面面相覷。

    文彥博撫須道：“其實二者所追求的結果，可能都是輕徭薄賦，只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樣。”

    他還是認為此與二者的理念有著莫大的關系，在儒家系統中，君主是核心，故此是以規勸君主為主，若不分善惡，又如何去規勸君主，總不能勸君主行小惡，勿施大惡。

    在儒家體系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有對立面的，對錯，善惡，君臣，父子。

    故而，苛捐雜稅是為惡，輕徭薄賦是為仁。

    法制之法則不同，它的理念是捍衛正當權益，在這個理念下，收稅就是一種惡，收稅絕對有侵犯個人正當權益，但這又是必要的，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惡，因為他本身就能將惡給束縛住。

    但束縛住的結果，多半還就是輕徭薄賦。

    這跟法家之法是極為不同，法家之法并非是強調束縛惡，而是強調逾越者為惡。

    在法家之下，稅是可以無限膨脹的，這不是惡，但若你不交稅，這就是惡。

    但是在法制之法下，稅本身就是惡，必須得束縛住，不能無限膨脹，必須得小心謹慎。

    法家和法制，行為其實是類似的，只是對“惡”的定義不同。

    那么文彥博就認為，孰優孰劣，是見仁見智。

    但是富弼卻不這么認為，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可分出優劣?！?br/>
    文彥博的孰優孰劣，其實站在統治階級，也可以說是站在士大夫階層，對于他們而言，這只是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