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真正在乎的是朝廷的征稅權力。

如果說我們今天就這么輕易的將稅交了，你朝廷明天要增稅，那我們也得交，你再增，我們再交，那遲早大家都會玩完。

那些百姓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們就沒法反抗，朝廷就專門逮著他們弄。

士大夫們可都是讀過史書的，知道這套規則是怎么玩的，朝廷就不可能一直按照律法征稅的。

故此必須要抬高朝廷向他們征稅的政治成本。

這就是為什么多問他們要一文錢，都是很難的事。

因為如此他們才更安全。

這其實就是權力博弈。

律法根本就不在其中。

張斐又道：“而這個慈善機構，就能夠避免這一點，錢還是控制在他們手里，但朝廷卻失去對他們征稅的權力。

而同時朝廷也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朝廷都已經免除他們稅收，鼓勵他們去做慈善，結果他們要是沒有盡到義務，朝廷要懲罰他們，文公也好，司馬學士也罷，他們也絕不會多半句怨言。”

文彥博、司馬光他們的藏富于民，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天下興亡，士大夫有責，而不是什么匹夫有責。

因為他們認為皇帝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與平民共治天下。

平民自然就不需要承擔這責任，只要盡義務就行。

這平民沒讀過書，只求生存，哪知天下之責，一出事，你不去抓他們，他們肯定跑路。

而士大夫是深受儒家教育，懂得何謂忠君報國，懂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這財富控制在士大夫手中，他們是能夠承擔起這份責任的。

當然，目前這只是他們的理念，是他們所奮斗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