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先是笑了笑，然后才答道：“盜竊者亦有個人的正當權益。”

“我也是這么認為的。”

張斐點點頭，“捍衛個人正當權益，是沒有明確區分這個人是加害者，還是被害者，也就是說，法制之法的兩邊是平等的，加害者也有個人權益。

我又沒有入室，我只是在樹上采摘了一片葉子，雖然我是故意的，但這會國家造成多大的傷害嗎？可是國家卻要判我一個月徭役，這算不算是國家侵犯我個人的正當權益？

如果是我，我肯定會想，你就是找個理由，讓我給國家免費干活唄。如果刑罰都這么定的話，必然是會出現暴政的，王大學士根本不需要針對差役法變法，只要將汴河大街修窄一點，邊上放上幾畝田地，天天就抓人服役，全都是免費的，且有法可依。”

司馬光、呂公著他們是頻頻點頭，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是油然而生。

他們的思維還是傳統的統治思維，在重典還是輕刑上面，其實都是針對統治。

沒有想過從個人利益去反推。

但法制之法就給出一個答案，重典是一定會衍生出暴政來，直接一桿子捅到底。

張斐又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都充分說明國家君主利益和個人利益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之前就說過，法家之法是采取最簡單的手段，法制之法相對而言，就是比較難的。因為你首先要區分個人利益和國家君主利益，同時在許多重合的部分，比如盜竊一片桑葉，也是盜竊，到底是劃在哪邊。你們就得想清楚，是屬國家利益，還是個人利益，亦或者都算。”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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