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宋帝趙構雖然口頭上一直說要御駕親征，收復中原。雖然他還沒有實際行動，但僅僅就是這個口號，就已經激發了宋廷軍民的愛國熱情。在張浚的統一指揮調度之下，韓世忠、王德、楊沂（yí）中、岳飛等人先后取得巨大勝利。

    于是在紹興七年（1137年）春正月，宋帝趙構在平江（今蘇州市）下詔書說：“朕獲奉丕圖，行將一統，每念多故，惕然于心。將乘春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迪朕懷。”

    一天上午，宋帝趙構面諭眾大臣說：“昨日張浚呈上了一些馬匹，讓朕去看了看，鑒定區別這些馬匹的優劣及所產之地，我看后覺得都不差，比較滿意。”張浚一聽皇上主動說起來了馬匹優良的事情，就趕緊趁機討論起了“伯樂與千里馬”的事情，勸說皇上識別重用人才。

    張浚說：“臣聽說陛下聽到馬蹄子的聲音就能知道它是否一匹好馬，是這樣的嗎？”

    宋帝趙構自信地說：“就是的。聽聞馬匹的步驟之聲，雖然隔著墻垣我也可以分辨出來它的優劣。其實這也沒有什么秘訣，凡是所有事物只有抓住它的本質內容，也就不難辨別它的優劣了。”

    張浚引導著話語說道：“這些物品具有外在形色，或許容易辨別。常言說‘知人知面不知心，畫虎畫皮難畫骨’，只有知人最為困難。”

    宋帝趙構說道：“是的，是的。人確實最為難以認知。”

    張浚繼續上奏說：“人材雖然難以認知，但如果一個人議論剛正，面目嚴冷，則這個人必定不肯為非作歹；如果一個人阿諛便佞，固寵患失，則這個人必定不可大用。”宋帝也以為然。張浚在這里說的“阿諛便佞，固寵患失”就是譏諷趙鼎揣摩宋帝心事退避江南，尤其是他嫉妒自己的功勞，爭權奪利這樣的行為。

    看到朝廷正在討論人才問題，徽猷閣待制胡安國不甘寂寞，也準備上奏替秦檜、趙鼎等權貴聲援一下，贏得幾許掌聲。恰巧在正月上旬，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因為疾病請求在外宮觀修養，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聽聞之后，就給他的兒子徽猷閣待制胡寅寫信說：“朱子發一直拖延到現在才要求離去，未免太晚了吧。當初左司諫陳公輔的奏疏上報給圣上之時，他若果依據正論力爭辯論，那么他的進退之義就昭明了。他今天不發一言，默然而去，平生讀《易經》有什么用呢！”

    胡安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陳公輔的奏疏痛批了胡安國等人依附秦檜、趙鼎，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打著學術研究、討論的名義，任意退斥其他人士的現象。尤其是他們“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還把它叫做伊川之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為大言，轉相傳授。甚至被著為定論，自成一家等等。”這些批評譏諷到了胡安國等人的軟肋，因此雖然胡安國不在朝廷，他也憤憤不平。

    由于秦檜、趙鼎等人身處當朝要職，不便于陷于這些腐儒之爭。因此胡安國作為秦檜等人的鼓吹手，按耐不住寂寞，決定爭辯一番。

    于是胡安國自己就親自上奏說：“士大夫以孔、孟為師，這是自古以來的不易之至論。然而孔、孟之道不傳很長時間了，自從程頤開始發明廣大它，而后其道才可以學習一直到了今天。今天使學者學習孔、孟之道，而禁止人們不得跟從程頤之學，是進入室內而不由大門口進入啊。程頤的文章，在于諸經、《論語》、《孟子》中發其微旨，而探知了求仁之方法，進入德育之路徑；至于那些鄙言怪語，怎么會是他的文章呢！程頤的行為，孝弟顯于家中，忠誠動于鄉里，不是他的道義，他一介也不以取予；高視闊步，難道不是他的行為嗎！自從嘉佑以來，程頤與其兄程顥以及邵雍、張載，都是以道德名為世范，例如司馬光、呂大防這些大儒，都在不遺余力地推薦他。程頤著有《易》、《春秋傳》，邵雍著有《經世》等書，張載著有《正蒙》等書，惟有程顥未及著書。希望朝廷下詔諸位禮官，討論故事，加封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于荀、揚之列。仍詔館閣把他們這些人的遺書比擬為《六經》，使邪說不得作難而道術興起。”由于他是以學術為名，干預朝政、結黨營私為實，聰明的宋帝趙構根本就沒有批準他的請求。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由于朝廷在御駕親征、攻打偽齊劉豫、收復中原等方面一直存在巨大爭議，導致軍心動搖，因此韓世忠這時帶領軍隊退守到了楚州境內。

    宋帝趙構因而面諭大臣們說：“淮陽攻取它們不難，但是要守住它們確實不容易。”

    張守說：“必定是淮陽不好攻克，因此韓世忠退師了。”

    張浚趕緊替韓世忠解圍說：“過去西伯侯戰勝殷王朝的下屬國黎國之后，祖伊感到非常恐懼，趕緊奔告于殷紂王，這是因為要害之地不可丟失。而今天的淮陽，也是劉豫的要害之地，因此他們肯定堅守那里，那能讓人輕易攻破呢！”

    宋帝趙構說道：“攻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馀不勞力而自定了。正如弈棋，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