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的楊宜并不熟悉扶桑的國情，對之前扶桑外交往事了解甚少，只是希望能夠獲得扶桑的協(xié)助，來一同打擊橫行大明東南沿海諸省的倭寇。

    但楊宜所派遣的使者鄭舜功并沒有達成預期的目的，不僅沒有見到‘扶桑國王’，甚至連擁有大明頒下扶桑國王金印的大內家家督都沒有見到。

    其實，扶桑早在洪武四年十月就與大明有著官方聯(lián)系（《明太祖實錄》），當時主導與大明進行外交、入貢、貿易等事務的是南朝坐鎮(zhèn)九州，且擔任征西大將軍（征夷大將軍）兼式部卿的懷良親王（后醍醐天皇八男）。

    當時南朝所面臨的嚴峻政治、軍事形勢，使得懷良親王為了能夠繼續(xù)與九州、西國之中北朝一方勢力進行抗衡，不得不對大明的進行稱臣入貢，以換取大明的支持，進而挽回南朝的頹勢。

    宋濂在《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xiāng)省親序》中就說：“先是日本王統(tǒng)州六十有六，良懷（懷良）以其近屬竊據(jù)其九，都于太宰府?！?br/>
    明太祖朱元璋也云：“朕惟日本僻居海東，稽諸古典，立國亦有年矣。向者國王良懷（懷良）奉表來貢，朕以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明太祖實錄》，洪武七年六月乙未）。

    由此可見，對于南朝懷良親王的奉表入貢，洪武君臣并非十分滿意。其雖在形式上滿足了明朝“四夷賓服”的需求，但在實質上卻并未達到朱元璋意欲“深交”于扶桑的政治目的。因此，在與扶桑北朝方面尚未取得聯(lián)系，及其正式奉表入貢之前，朱元璋雖然還是堅持賦予了懷良親王“扶桑國王”的正統(tǒng)性稱號，但也進一步強化了“表貢允合”的禮儀原則并多次對違禮者卻而不受。可以說，在懷良親王“扶桑國王”錯誤稱號的背后，也隱含了朱元璋對扶桑北朝申交入貢的期待。

    隨著以斯波義將為首的重臣支持下，足利義持（足利義滿之子）便斷絕了與明朝的朝貢往來，導致倭寇襲擾大明沿海諸省是逐漸猖獗。

    即便足利義持逝世以后，其弟足利義教幾經波折后嗣位征夷大將軍，還恢復了與大明的勘合貿易，并派遣使臣道淵等“奉表貢馬，及鎧甲、盔刀等方物”（《明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五月甲寅），但依舊沒有有效遏制或減少倭寇對大明東南沿海諸省的襲擾。

    應仁之亂后，足利將軍家對勘合貿易的控制力度大幅削弱。

    加上經濟困窘的原因，足利將軍家退出了“公方船”的經營，轉而將“勘合符”進行轉賣，以收取勘合禮錢、謀求直接財源。此時足利將軍家已經不再充當勘合貿易的主體，一些實力雄厚的地方大名開始走向前臺。

    其中，大內家控制了從瀨戶內海到大明的海路，京兆細川家則是控制了九州島南部赴明朝的海路。

    嘉靖二年（扶桑大永三年，1523年）六月，大內家派謙道宗設（謙導宗設）任正史，持正德勘合赴明朝貢。同時，京兆細川家也派鸞岡瑞佐、宋素卿等人，持弘治勘合到達寧波。市舶司檢驗時發(fā)現(xiàn)勘合有新舊之分，宗設與鸞岡產生孰真孰假的爭執(zhí)。

    后宋素卿暗中行賄寧波市舶太監(jiān)賴恩，不僅得以先進港驗貨，而且在安排宴飲席次時，又將鸞岡置于宗設之上。宗設憤憤不平，遂唆使手下攻殺鸞岡，隨后一路“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袁琎，蹂躪寧紹間，遂奪舡出海去”。這次“寧波爭貢”事件，對明朝與扶桑國交關系的演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嘉靖皇帝接受浙江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對扶桑入貢要按照舊例嚴格管理，“入貢以十年為期，徒眾不得過百人，貢舡不得過三只，亦不許以兵仗自隨······今后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如違，定行阻回”。

    這是大明朝廷首次以主動強硬的姿態(tài)，對扶桑提出了“絕貢”的警告，并采取了一定必要措施，也表明大明朝官方“扶桑觀”的漸趨惡化。不過，明廷此舉的目的并不是要像洪武時期那樣“絕而不與之交”，而是要求扶桑遵守“以小事大”規(guī)范和表現(xiàn)出“敬慎”的姿態(tài)。

    也正是因為勘合貿易規(guī)模的急劇縮水，以及入貢間隔時間的延長，使得大內家的財政收入受到了極大的打擊。

    再加上，大內家治下領國的不斷縮水，以及在與朝鮮方面貿易份額還被上杉家搶占，使得大內家本就窘迫的財政狀況愈發(fā)的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