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間段，他的成果有限。

    在北大，除了撰寫三門峽調(diào)査報告外，完成了鄴城調(diào)查記（1961年發(fā)表），弄清了鄴城的三臺名稱。還在昌平雪山、江陵太暉觀和臨淄齊故城搞了發(fā)掘。

    此外，就是北大的教材，1961年鉛印成冊的《中國考古學》，秦漢部分就是俞先生寫的。

    現(xiàn)在大家用的北大中國考古學系列講義都是在以前的基礎上修訂的。

    1957年夏，在北大讀研期間，他開始編寫勘察報告，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時間，完成《三門峽漕運遺跡》的考古報告，這報告被列為《黃河水庫考古報告集》的首號，1959年由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成為新中國研究黃河漕運的開山巨著。

    早在上周，蘇亦就去圖書館借閱這書。

    他自然不會去研究三門峽漕運遺址，更多是一種好奇。

    好奇俞先生讀研時間對報告的完成度如何。

    然后對比一下自己的水平跟當年的俞先生有啥差別，確切的說，差別有多大。

    大家都讀研，有時候，暗戳戳跟一下年輕時代的俞先生PK一下，也挺有趣的。

    畢竟，從很多方面來說，俞先生的經(jīng)歷或者興趣愛好都跟蘇亦挺相像的。

    誰能夠想象，俞先生最初想讀的并不是考古專業(yè)而是美術(shù)史。

    這真不是蘇亦瞎掰。

    而是他上周跟俞先生去學生會申請古建保護協(xié)會的時候，俞先生親口跟他說的。

    當時，俞先生說，“我大學時的志向是搞美術(shù)史，分配的第一志愿是中央美院，結(jié)果分配到考古所。當時考古所的所長是鄭振鐸，副所長梁思永和夏鼐。我聽過鄭先生講過一次中國美術(shù)史，印象非常深刻，他說最難搞的是美術(shù)史。”

    這話蘇亦是認同的。

    美術(shù)史確實最難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