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味的隱喻、空間的區隔、尊嚴的崩塌，在這一刻匯聚成一聲悶響。

    這既是個體的宣泄，也是時代的悲鳴。

    這種將社會批判融入類型敘事的能力，讓我想起當年看《教父》時的震撼。

    原來深刻的主題不必靠說教。

    沈良證明了一件事，商業片也可以是載著現實重量的火箭，在娛樂的軌道上飛行。

    他用這種方式把對階級的思考送到了更遠的地方。

    ……

    走出影院時，柏林的雨還在下。

    但沈良的鏡頭已經在我心里鑿開了一扇窗，讓我看見第六代導演從未抵達的疆域。

    他的電影不再局限于個體的傷春悲秋，而是將鏡頭對準了更廣闊的社會結構。

    《寄生蟲》可以是韓國故事，也可以是日本故事，美國故事。

    ……

    當金基宇在幻想中買下豪宅，那個與開頭呼應的空鏡頭突然變得意味深長。

    沈良用這種殘酷的浪漫告訴我們，階級的高墻或許永遠存在，但電影結束的留白，又給人留下了無限的遐想。

    一如那捉摸不定的未來。

    充滿著無限的希望，可以是凋零，也可以是新生。

    ……

    我曾對年輕導演的崛起抱有過復雜情緒。